博物館的未來在非洲嗎?未來十年非洲的博物館將進入盛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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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的未來在非洲嗎?未來十年非洲的博物館將進入盛放期

埃及開羅當地時間4月2日晚,拉美西斯二世、塞提一世和雅赫摩斯-納菲爾泰麗等古埃及18位國王和4位王后的木乃伊,被置於封閉的氮氣箱內,由22輛定製的禮賓車,從埃及博物館運至5公里以外的埃及國家文明博物館。作為該館4月18日開幕的序曲,埃及國家電視台向全球現場直播了這一盛大儀式。

但這不會是埃及今年唯一的博物館大事件。埃及旅遊和古物部長Khaled Al-Anani透露,歷經近20年,位于吉薩金字塔旁的全球最大的考古博物館——大埃及博物館(Grand Egyptian Museum)預計將在2021年中正式完工。這是繼2017年南非的蔡茨非洲當代藝術博物館(Zeitz 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 Africa)、2018年塞內加爾的黑人文明博物館(Museum of Black Civilisations)以及2019年多哥的洛美宮博物館(Palais de Lomé)後又一於非洲大陸竣工的重要博物館。

PalaisdeLomé)後又一於非洲大陸竣工的重要博物館。

此外,加納的泛非遺產世界博物館(Pan African Heritage World Museum)、肯亞的人類博物館(Museum of Humankind)、莫三比克的海事歷史博物館(Museum of Maritime History)也進入了籌備或施工階段,預計於未來幾年內揭幕。

21世紀的第三個十年或將成為非洲博物館的盛放期。哪些因素促成了非洲多國似乎同時興起建造大型博物館的熱潮?各國博物館又如何開闢收藏、展陳與教育的新路徑?

lackCivilisations)以及2019年多哥的洛美宮博物館(

初步觀察近年吸引媒體關注的非洲大型博物館建設會發現,出資方常常是富裕的個人和商業集團或是外國政府。當代藝術方面,位於摩洛哥馬拉喀什的阿爾馬登非洲當代藝術博物館(Museum of African Contemporary Art Al Maaden)由地產大亨阿拉米·拉茲拉克(Alami Lazraq)的家族籌建。2016年第一場展覽「Essentiel Paysage」是與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22)的密切合作,通過現當代非洲藝術家的作品描繪人類、動物和植物的相互依存,用批判的角度看待非洲自然資源的利用現狀。該博物館將自身定位為「通過收集和展出成熟的和新興的藝術家,來培養人們對非洲當代藝術的理解,突出非洲大陸的創造力和文化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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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爾馬登非洲當代藝術博物館,圖片來自官網

目前非洲地區最大的當代藝術博物館,南非的蔡茨非洲當代藝術博物館將館藏範圍限定在2000年以後非洲及非裔藝術家的創作。博物館空間由開普敦市內曾經最高建築——大糧倉(Grand Silo)改建而來,建館藏品主要基於德國彪馬公司前CEO約亨·蔡茨(Jochen Zeitz)收藏的數量龐大的非洲和非裔藝術家的作品——博物館也因此得名。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兩間民營當代美術館出現的時間,恰逢西方藝術市場對非洲當代藝術關注的一個小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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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茨非洲當代藝術博物館,圖片來自博物館官網

此外,多國政府在非洲文化領域的援助與投資也逐漸廣為人知。塞內加爾的黑人文明博物館在籌建期間接受了來自中國政府3400萬美元的資金支持,中資建設的其他文化設施還包括塞內加爾的國家大劇院等。在非洲的投資版圖日益擴大的韓國為剛果民主共和國國家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of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提供了2100萬美元的資助,是韓國迄今在中非最大的文化投資。大埃及博物館建設費用中的約75% (7.5億美元)則來自日本政府的貸款。

預計將在2021年中正式完工。這是繼2017年南非的蔡茨非洲當代藝術博物

黑人文明博物館外升起了塞內加爾和中國兩國的國旗,圖片來源:ABC

若將視線從實體建設轉向人才培養會發現,不少非洲博物館人員的教育也受到他國的資助,或是在非洲之外完成。例如,日本政府贊助了數百名埃及文物修護人員的專業訓練。蓋蒂基金會協助在肯亞建造了遺產保護中心,並聯合大英博物館為非洲博物館人員提供教育支持。

借「外力」啟動和發展的博物館,基礎建設與人員培養賴於別國的資金和援助,亦或受到資本的左右,博物館在何種意義上是「非洲的」,如何能實現自身的話語權?蔡茨當代藝術博物館在開館之初就因其商業性備受爭議。來自歐洲的地產商將周邊的海港改造成了高級消費場所,獲取了不菲的收益。蔡茨展陳的許多作品也來自知名畫廊代理的藝術家。 這不禁令人生疑,受商業和政治因素驅動的博物館是否能推動當地文化的發展,以及進一步理解與定義本地的傳統?

考古博物館——大埃及博物館(GrandEgyptianMuseum)

加納試圖用「激進」的政策逆勢而上。2020年10月,加納政府任命了一個由13人組成的加納總統博物館和紀念碑委員會(The President’s Committee on Museums and Monuments),負責向該國政府就博物館和文化遺產的新發展方向提出建議,目的是「尋找激進的,新的敘事方式,令自加納不同族群的人們都參與其中,讓人們看到自己在博物館中得到適當的代表」。從發掘組織源頭著手,它的首個任務是調查1957年在擺脫英國殖民統治獨立前夕成立的加納博物館和紀念碑委員會的歷史和當前組織情況。

西非國家多哥的洛美宮博物館於2019年9月建成開放,是非洲唯一一個完全由國家政府資助的藝術機構,也是多哥及非洲中部首個大型的當代藝術博物館。一個世紀以前,該建築是殖民時期的總督府,曾是壓迫和排外的象徵,如今作為博物館所有人皆可踏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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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美宮建築翻新開放日,圖片來源:True Africa

洛美宮把與當地社群的合作和互動視為博物館策展與教育的核心,這也開拓了非洲博物館的新路徑。開幕展「王者的多哥」(Togo of the Kings)中的展品全數來自當地部落,講述了多哥王權結構的歷史與精神。這些物品雖已年代久遠,卻仍被當地社群用於各種儀式和活動中。展覽中的一件權杖在2019年底,被臨時送回所屬部族用於祭祀儀式。當它再次回到博物館時,作為禮器,已被沐浴在酒精和其他液體中。「在西方博物館裡,這種情況是不能發生的,」洛美宮的館長索尼婭·勞森(Sonia Lawson)說。博物館還邀請了當地的家具藝人和鐵匠為展覽打造展陳設施。該展覽呈現的是一段鮮活的,正在進行中的歷史,是圍繞當地部族展開並由他們共同譜寫的故事。

但這不會是埃及今年唯一的博物館大事件。埃及旅遊和古物部長Kha

洛美宮聘請了熟知當地文化歷史的演員和專家為來訪兒童講解,圖片來源:Piment Productions

非洲的社會活動家們也逐漸意識到在本地培養博物館人才對發展可持續的博物館生態的重要性。2019年約魯巴王子耶米斯·歇隆(Yemisi Shyllon)將一千餘件奈及利亞藝術品捐贈給泛大西洋大學(Pan-Atlantic University),成立了隸屬於該大學的耶米斯·歇隆藝術館(The Yemisi Shyllon Museum of Art )。歇隆的目的之一是向其他奈及利亞藏家起到表率作用,通過建立更多的大學博物館來整體提升奈及利亞的藝術與博物館教育。

如今在奈及利亞國家博物館和紀念物委員會(National Commission for Museums and Monuments)登記的公立博物館共有51座。該委員會的首席博物館教育官路易斯·妮娜·奧努哈(Louisa Nnenna Onuoha)2019年發表在《Museum International 》上的文章稱,儘管其中多數仍處於「沒有展廳的博物館」的困境中,通過「大篷車」展開展覽和教育活動,博物館正力所能及地成為社會孵化器。

該館4月18日開幕的序曲,埃及國家電視台向全球現場直播了這一盛大儀式。

三年前,法國總統麥克龍宣布「非洲文化遺產不能再繼續成為歐洲博物館的囚徒」並為文物歸還立項。法國議會近期才通過了將26件文物歸還貝寧、一件文物還給塞內加爾的決議,但仍有約9萬件來自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文物尚在法國。在坐擁7萬5千餘件非洲藏品的柏林洪堡論壇於2020年末揭幕前,奈及利亞駐德國大使致信德國總理默克爾,要求德國歸還被掠奪的貝寧王國青銅器。

22輛定製的禮賓車,從埃及博物館運至5公里以外的埃及國家文明博物館。作為

貝寧青銅器,大英博物館藏

1897年,英國軍隊對貝寧王國(現奈及利亞埃多州)的殖民占領和掠奪導致約三千至五千件貝寧青銅器散落在世界各處。如今,大英博物館正與奈及利亞的組織合作,在埃多州的貝寧市為共同籌建埃多西非藝術博物館(Edo Museum of West African Art)進行建造前的考古探勘,該博物館旨在提供「世界上最全面的貝寧青銅器展示」,預計最早將於2025年建成開幕。

納菲爾泰麗等古埃及18位國王和4位王后的木乃伊,被置於封閉的氮氣箱內,由

數字貝寧,由Rothenbaum博物館(MARKK)主辦,https://digitalbenin.org/

政府間就文物歸還問題的耗時漫長協商催生了文化機構繞過政府的就地合作,尤其是在數字領域。「國際清冊項目」(International Inventories Programme)致力為流失海外的肯亞文物建立一個資料庫,迄今已收錄了兩萬多件物品。預計於2022年上線的「數字貝寧」(Digital Benin)項目將匯集來自世界各地的照片、口述歷史和文獻資料,提供對被掠奪的貝寧皇家藝術品的綜述。

塞內加爾黑人文明博物館館長哈馬迪·伯庫(Hamady Bocoum)對待文物歸還的態度也許有些出人意料。他認為:「文物歸還是重要的,但不是必要的,」,因為眼下對非洲博物館最緊迫的是思考「我們如何才能在西方邊界之外呈現我們的文化和定義自己」。

埃及開羅當地時間4月2日晚,拉美西斯二世、塞提一世和雅赫摩斯-

肯亞國家博物館,圖片來自Wikipedia

肯亞國家博物館前館長、考古學家喬治·奧克洛·阿邦古(George Okello Abungu)長期致力於博物館去殖民化,在2019年發表在《Museum International》的文章中,他做出一連串地發問,即針對非洲的博物館又具有普適性:

?目前的博物館如何將這些困難和痛苦的記憶和經歷納入其中,而不顯得是在指責,特別是指責如今的博物館?

?博物館是為了展示人類或自然的獨特遺產(包括那些在民族國家邊界之外獲得的遺產)而建立的機構,是否能夠平等和客觀地反映人類和人類利益與觀點的多樣性?

?博物館如何確保它們考慮到這些困難的歷史,避免成為選擇性遺忘或曲解的工具?

?博物館如何成為能破壞有偏見的敘事,並能夠自我反省和自我批評的媒介,以創造新的和開放的敘事,擺脫繼承來的立場性?

當然,非洲不可一概而論。不同區域間的經濟差異以及地緣政治導致的衝突都讓這片大陸長久以來存在差別極大的發展。文物歸還對於非洲各國而言仍是重要的議題,但非洲的博物館並非被動地等待藏品從西方歸來以填充展覽空間,而是致力於發掘自己的文化傳統並催生新的文化現象。非洲博物館的新趨勢也讓我們看到這片大陸對發出自己聲音的期待,它正躍躍欲試地向世界講述自己的故事。

(文章來源於TA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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