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概述:北宋皇帝為什麼如此懼怕契丹人?

一文概述:北宋皇帝為什麼如此懼怕契丹人?

遼太宗耶律德光在位(926—947)時期,由於得到了燕雲十六州,遼朝的勢力得到了很大的發展,譬如北方的後晉、後漢甚至南方的南唐,都一度向其主動「稱臣」。

960年,宋太祖趙匡胤建立北宋,並逐漸實現了中原的大一統。雄心勃勃的太祖和太宗,力圖恢復盛唐時期的疆域,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大一統」。

然不同的周邊政治環境,即不得不同時面對遼(契丹)和西夏的威脅。

不過,北宋的「進取心」勢必與更北方的遼朝產生利益上的衝突。因此,雙方發生了一系列的軍事衝突。如960年,契丹入侵棣州(治所位於今山東惠民縣辛店鄉先棣州村);969年,趙匡胤親征北漢,遼朝出兵干預,分道來援,但均被宋軍擊潰。

懾外交與北宋的屈辱應對北宋建立以後,面臨著一個和此前中原王朝截

979年,宋遼發生高梁河之戰,宋軍大敗。太宗受箭傷,喜提「高粱河車神」「成就」; 986年,宋太宗再次發動對遼戰爭,結果又被遼軍大敗於岐溝關。這兩次戰爭對宋朝的震動非常大,進而埋下了宋朝各階級對遼朝「恐懼與怨恨交加」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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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朝的威懾外交與北宋的屈辱應對

北宋建立以後,面臨著一個和此前中原王朝截然不同的周邊政治環境,即不得不同時面對遼(契丹)和西夏的威脅。

正如北宋思想家石介(1005-1045)在《中國論》中所說的那樣:「夫天處乎上,地處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國,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國內也。天地為之乎內外,所以限也。….其俗皆自安也,相易則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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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概之,遼朝給予北宋君臣刻骨銘心的屈辱,使得其自帶的「天下中國」地位,受到了強烈的衝擊。實際上,除了高梁河之戰和岐溝關之戰的狼狽外,遼朝直接「送給」北宋的屈辱,「還有很多」。

首當其衝的,無疑是歷史上著名「澶淵之盟」。

1004年閏9月,契丹南侵,寇準建議宋真宗親征。在北宋業已取得一定優勢的前提下,雙方於同年11月簽訂盟約。即「檀淵之盟」。

盟約議定,「宋歲遺遼絹二十萬匹、銀一十萬兩;宋遼為兄弟之國;二國並不得於緣邊開移河道,廣浚壕塹。」就盟約內容而言,「宋歲遺遼銀絹」的行為,無疑「傷害性不高,侮辱性極強」。

對宋朝的震動非常大,進而埋下了宋朝各階級對遼朝「恐懼與怨恨交加」的心理。

其次是發生於仁宗慶曆年間(1041—1048),宋遼兩國關於「增歲幣」的一系列交涉。

1041年,遼朝大軍兵臨幽涿二州,意欲南下。次年3月,遼興宗遣使蕭英、劉六符二人出使北宋,旨在索取周世宗所取瓦橋關以南十縣之地。北宋派富弼攜國書赴遼交涉,最終以「增歲幣十萬兩、絹十萬匹」了事。

據北宋《續資治通鑑長編》記載:雙方在討論環節,遼興宗提出,宋朝「須於誓書中加一『獻』字乃可」。宋朝使臣富弼認為,「『獻』字乃下奉上之辭,非可施於敵國。況南朝為兄,豈有兄獻於弟乎?」遼興宗絲毫不客氣:「南朝以厚幣遺我,是懼我也,『獻』字何惜?」遼興宗又「後退一步」,提出將「『獻』改為「納」,富弼仍不同意,並在回國後提議朝廷不要答應遼朝的「無理」要求。不過,宋仁宗並未聽從富弼的意見,最終「許稱『納』字」。

而《遼史》上的記載,則與前面「有所出入」:....劉六符與耶律仁先等使宋,定進「貢」名,宋難之,劉六符曰:「本朝兵強將勇,海內共知,人人願從事於宋。若恣其俘獲以飽所欲,與『進貢』字孰多? 況大兵駐燕,萬一南進,何以御之!顧小節,忘大患,悔將何及!」宋乃從之,歲幣稱「貢」。

坦誠說,無論是 「貢」還是「獻」和「納」,都反映了出了遼朝意欲凌駕於北宋之上的心態,甚至想做對方的宗主國了。

986年,宋太宗再次發動對遼戰爭,結果又被遼軍大敗於岐溝關。這兩次戰爭

第三是神宗熙寧年間(1068—1077),雙方關於北方邊界的一系列交涉。

自1072年春天開始,遼朝就故意在宋遼界河挑起事端。1074年春,遼朝派遣蕭禧為使臣,以「宋人侵入遼界」為藉口,要求雙方重新劃分河東、河北蔚、應、朔三州的地界。和預期一樣,北宋又双叒叕對遼朝作出退讓。1076年11月,雙方沿分水嶺重劃了雙方地界,遼朝「又双叒叕得償所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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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遼發生高梁河之戰,宋軍大敗。太宗受箭傷,喜提「高粱河車神」「成就」;

值得注意的是,在北宋與西夏對峙的過程中,遼朝不時從自身利益出發,充當調停者,以提高自己 「國際大國」的地位。有時甚至乘雙方戰爭之機,使用政治與軍事手段,給北宋施加壓力,趁機撈取利益。一言概之,這不僅掣制了北宋徹底解除西北邊患的努力,也讓其感受到了「壯志難酬」的屈辱。

實際上,自檀淵之盟簽訂後,直至宋金簽訂「海上之盟」為止,北宋與遼一直都沒有發生大規模武裝衝突。反倒是雄踞於西北的西夏,給北宋造成了非常大的威脅。

李元昊建立西夏後,北宋與西夏共進行了三次大的戰役,即三川口之戰(1040)、好水川之戰(1041)、定川寨之戰(1042),三次大戰,皆以宋軍慘敗而告終。

神宗時期,北宋的國力有了一定的提升,進而對西夏展開了積極的軍事行動。不過,綏州囉兀城之戰(1070—1071)、靈州之戰(1081)、永樂城之戰(1082),宋軍依然慘敗收場。西夏挾永樂城大勝的餘威,圍攻北宋邊城蘭州,但被宋軍擊退,北宋總算是算是挽回了一絲顏面。

對於北宋與遼與西夏的關係,時人總結道:「蓋大遼自景德結好之後,雖有餘孽,金帛綿絮他物之賂,而一歲不過七十餘萬。西邊自熙寧犯境以來,雖絕夏人賜予;熙河蘭會轉輸飛挽之費,一歲至四百餘萬。北邊歲賂七十餘萬,而兵寢士休,累世無犬吠之警。西邊歲費四百餘萬,而羌虜數入,逆執事如雁行,將吏被介冑而臥。」

漢,遼朝出兵干預,分道來援,但均被宋軍擊潰。979年

西夏在戰場上屢屢給北宋造成的難堪,嚴重刺激了宋朝知識分子們的自尊心。因此,以武力征服西夏的論調,在北宋中後期頗受歡迎。然而,遼朝的不時介入,迫使北宋不得不改變既定的對(西)夏政策。

譬如在仁宗寶元(1038 -1040)年間,元昊向北宋邊境發動進攻。北宋上下本打算「重拳出擊」,但遼朝卻在1041年12月,趁北宋新敗之際,遣蕭英、劉六符二人出使北宋,向其索取關南十縣之地,並以武力相威脅。擔心兩面受敵的北宋,不得不滿足遼朝「趁火打劫」的要求,以「增歲幣」了結;對西夏的政策,也不得不調整為「守策」。

宋神宗去世後,北宋對西夏的態度也日趨疲軟。到了哲宗和徽宗時期,完全採取了「躺平」的態度。客觀地說,這樣的變化,與遼朝的干預密不可分。

丹入侵棣州(治所位於今山東惠民縣辛店鄉先棣州村);969年,趙匡胤親征北

北宋對遼朝的恐懼心態

在北宋與遼朝的接觸過程中,北宋一方始終懷有一種畏懼心理。

實際上,即便在北宋開國之初,太祖趙匡胤就對遼朝頗為忌憚。北宋大臣王辟之(1031—?)所撰《澠水燕談錄》記錄道:

「太祖(趙匡胤)討平諸國,收其府藏貯之別府,曰封樁庫,每歲國用之餘,皆入焉。嘗語近臣曰:『石晉割幽燕諸郡以歸契丹,朕憫八州之民久陷夷虜,俟所蓄滿五百萬緡,遣使北虜,以贖山後諸郡;如不我從,即散府財募戰士以圖攻取。』會上即位,乃寢。」——「所謂『贖買之說』,不過是太祖對遼朝心有忌憚,又無可奈何的心境的一種反映。」

太宗時期,伴隨著高梁河之戰和岐溝關之戰的接連慘敗,他的「盛唐夢想」被徹底粉碎。因此,在思想上對遼朝也產生了嚴重的恐懼感。

的遼朝產生利益上的衝突。因此,雙方發生了一系列的軍事衝突。如960年,契

至於性格怯懦且沒有上過戰場的宋真宗,從一開始就對遼朝有著嚴重的畏懼心理。譬如在澶淵之盟的簽訂過程中:

當「(曹)利用(?—1029,「檀淵之盟」的北宋代表)之再使契丹也,面請歲賂金帛之數,上(即宋真宗)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利用辭去,寇準召至幄次。語之曰:『雖有敕旨,汝往,所許不得過三十萬。過三十萬勿來見准,准將斬汝。』利用果以三十萬成約而還。入見行宮,上方進食,未即對,使內侍問所賂,利用曰:『此機事,當面奏。』上復使問之,曰:『姑言其略。』利用終不肯言,而以三指加頰,內侍入曰:『三指加頰,豈非三百萬乎?』上失聲曰:『太多!』既而曰:『姑了事,亦可耳。』….及對,上亟問之,(曹)利用再三稱罪。….曰:『三十萬。』上不覺喜甚。故利用被賞特厚。

上的「大一統」。不過,北宋的「進取心」勢必與更北方

仁宗慶曆年間(1041—1048)宋遼兩國關於「增歲幣」的交涉,也能一窺北宋對遼朝的深度恐懼。 「(慶曆二年正月己巳)邊吏言契丹泛使且至,朝廷為之旰(gan)食,歷選可使敵者,群臣皆憚行。」當富弼答應出使時,仁宗居然感動地流涕。一言概之,直至北宋滅亡,宋朝君臣對遼朝的恐懼心理,一直都沒有彌散的跡象。

在這樣的歷史大背景下,北宋士人們,一直將遼朝視為自己的「一生之敵」。范仲淹認為「國家御戎之計在北(遼朝)為大」,蘇軾認為「夫西戎北胡,皆為中國之患。而西戎(西夏)之患小,北胡(遼朝)之患大,此天下之所明知也。」

澶淵之盟訂立後,宋遼兩國基本上維持著一個比較長時間的和平局面。但由於燕雲十六州的喪失,北宋一直處於無險可守的窘境。遼朝的軍事威脅,仍無時不在地影響著北宋的軍政方針和國策。因此,黃河的防邊功能,受到了北宋君臣的重大關注。當然,「北宋治理黃河的政策,並不完全出自為防治黃河決溢這一因素,而是更多地與防邊緊密相聯。

除了河防以外,北宋也經常組織人力,採取開挖塘泊、種樹等辦法,儘可能限制和防範遼朝軍隊的南下深入。

中原的大一統。雄心勃勃的太祖和太宗,力圖恢復盛唐時期的疆域,實現真正意義

其次是文化上的防範。1006年,(真宗)朝廷就下詔,令邊民除了《九經》書疏,不得將書籍帶入榷場,違者案罪。

1055年,歐陽修上奏朝廷,「臣竊見京城近有雕印文集二十卷,名為《宋文》者,是當今論議時政之言。其首篇是富弼往年讓官表,其間陳北虜事宜甚多,詳其語言,不可流布。….傳入虜中,大於朝廷不便。」相當嚴厲地請求朝廷下令禁止雕印這些有關時事的文字。

甚至當高麗使者向北宋索要地圖時,有人提醒朝廷要嚴加防範,擔心他們充當契丹間諜,刺探北宋軍情。一言概之,北宋上下對契丹人的恐懼,甚至達到了「神經質」的程度。

北宋皇帝的「燕雲」夢想

基於傳統中原王朝的「大一統」觀念,從太祖趙匡胤開始,北宋的歷代皇帝,一直將「收復燕雲失地」視為自己的第一目標。如976年3月,群臣請加趙匡胤尊號為「一統太平」。太祖反駁道:「燕、晉未復,遽可謂一統太平乎?」

為了收回燕雲,太宗趙光義甚至主動挑起的高梁河之戰和岐溝關之戰。然而兩次作戰的全面潰敗,更平添了幾分屈辱。

向其主動「稱臣」。960年,宋太祖趙匡胤建立北宋,並逐漸實現了

真宗即位初期,亦不忘燕雲失地。如1001年冬十月,真宗指著一殿庭東壁幽州以北契丹圖嘆道:「契丹所據地,南北千五百里,東西九百里,封域非廣也,而燕薊淪陷,深可惜耳。」

澶淵之盟訂立後,儘管他對條約的內容表示滿意,但在內心深處,仍將之視為恥辱。如1006年2月,大臣王欽若為排擠寇準進言道,「城下之盟,雖春秋時小國猶恥之,今以萬乘之貴而為澶淵之舉,是盟於城下也。其何恥如之?」這一席話,一度讓真宗「愀然不能答」,其鬱悶之情可見一斑。

作為「蠻夷」的遼朝對中原王朝造成的巨大衝擊和震撼,促使神宗有了「欲消滅契丹才解心頭之恨」的心態。(1082年5月)神宗因議陝西兵食,謂執政曰:「康定中,西鄙用兵,契丹乘閒有所要請,仁宗御延和對輔臣,至於感憤涕泣。朕為人子孫,守祖宗神器,每念付託之重,宜如何也!」因改容泣下,群臣震恐莫敢對。

遺憾的是,縱觀整個北宋時期,不僅沒能用戰爭手段收復燕雲地區,一度需要通過「賜」歲幣、「增賜」歲幣,與「夷族」稱兄道弟,甚至割地的辦法求得邊境的安寧,這種恥辱感是北宋幾代君臣所不能釋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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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朝的勢力得到了很大的發展,譬如北方的後晉、後漢甚至南方的南唐,都一度

尾聲

宋徽宗即位後,遼朝早已陷入衰敗,國內矛盾重重,契丹統治階級內部也因天祚帝的荒淫無道而出現分崩離析之勢,統治可謂搖搖欲墜。與此同時,東北女真勢力快速崛起,他們打起了反遼旗幟,以摧枯拉朽橫掃遼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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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太宗耶律德光在位(926—947)時期,由於得到了燕雲十六州

伴隨著遼朝的節節敗退,給了以「紹述」神宗事業為目標的宋徽宗以極大的誘惑。被壓制了幾代人的北宋君臣,終於等到了報仇雪恨的機會。於是,他們主動與金朝聯盟,希望憑藉女真人的力量,收復夢寐以求的燕雲十六州。

經過多次的使節往來和協商, 1120年,宋金簽訂了聯合滅遼的「海上盟約」。盟約囊括了諸如「遼亡後,燕雲歸宋;北宋將原給遼的歲幣轉贈給金朝」等內容。

「遺憾」的是,在滅亡遼朝後,女真人逐漸看透了北宋政治、軍政的腐敗和軍隊戰鬥力的低下的現實,所以,他們不僅沒有按約定歸還燕雲失地,並旋即發動了對宋戰爭,在滅遼兩年以後的1127年,滅亡北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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