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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偉民教授
一、歷史學的基本概念
歷史學簡單說來就是研究以前的事情。我們可以從這麼一個場景出發來解釋什麼是歷史學：想像一下，在史前時期的某個夜晚，有一群人無事可做，圍著篝火聽氏族裡的老人講故事。這個老人講的故事就是歷史，而歷史學就是分析與研究人類社會以往發生的所有事情的學問。
當我們從這個角度出發去談論歷史學，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文明史的概念。西方學術界有一個基本限定，在「文明史」之前的歷史叫「史前史」，從理論上講，那時候人類還沒有「歷史」。因為歷史學所研究的「歷史」特指人類社會的文明史。至於進入文明社會的標誌，中國學者比較重視國家的產生，西方學者則有所謂「青銅器、城市、文字」是文明產生三要素的看法，其中尤其強調文明史是發明文字、開始用文字記錄社會活動以後的歷史。總的來說，雙方都是認為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人類才從史前史進入了文明史。
在那個史前人類的夜晚，那位氏族老人給晚輩們講的故事，一定是經過思考而有所選擇的，選那些他認為對晚輩有意義的故事來講。這就可以說是歷史意識的雛形。因為他所介紹的「過去的事情」，被氏族裡其他成員聽了後記住了，個人記憶也就被納入了集體記憶之中。所謂歷史意識，就是對人類自己記憶的思考與選擇，最後被表現為集體記憶，並被用文字記錄下來。另一方面，歷史意識也是人跟動物之間根本性的差別之一。比如黑猩猩，他們的基因與人類高度相似，但我們無法設想，會有一群黑猩猩圍著篝火聽老猩猩講故事。動物當然也有記憶，它們的某些記憶會形成一種本能並遺傳給後代，卻不可能形成具有思辨性歷史意識的集體記憶。歷史學，是分析、研究人類的歷史活動——文明史的學問。
一般認為，「歷史」一詞可以從廣義與狹義兩個不同層面來解釋。廣義層面，歷史就是人類社會以前的活動，是一種客觀存在。狹義說來，「歷史」也可以指人們對這種客觀存在的描述和探索，是關於歷史的學問，這就是所謂的歷史學。專門研究這種學問的人，當然就是歷史學家了。我們前面所說的那位氏族老人，如果他慢慢地成為專職的講故事者，也就有點類似於後來的歷史學家的味道了。
近代以來有兩大主要的學科門類，研究自然的科學與研究人類社會的社會科學。隨著科學革命的深入發展，人們發現有些學問很難被納入到這兩大範疇中，所以將那些學問統稱為humanity，中文譯為「人文學科」，歷史學也是被歸入人文學科里的。但我們最好不要把它稱為「人文科學」，這是因為究其本質而言，歷史學是為了探究與闡發人類過往的學問，而且這種探究與闡發有時是一個相當主觀的過程。而科學，不管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則以客觀為其唯一準則。
二、怎樣學習歷史學？
由於歷史學研究的是以前的人類社會，已經不復存在，所以歷史學家都不得不首先做一件事情，那就是要弄清楚歷史上的人類社會究竟是怎麼樣的，某個歷史現象是不是存在過？某個歷史事件究竟是怎麼樣演變的？它的前因後果是什麼？我們都要把它給復原出來。
提起歷史，人們首先會想到歷史故事。講故事，就是復原各種歷史現象，在學術上一般把它稱為歷史敘述，這就是我們研究歷史的第一道工序——復原歷史事實。第二道工序與社會科學的各個學科相近，就是對我們復原的歷史事實進行討論、分析、研究。這就是學習歷史的兩道「工序」。
關於這兩道工序，在此我想舉一個例子來說明。大家都知道司馬光砸缸的故事。根據《宋史•司馬光傳》的記載：
（司馬）光生七歲，凜然如成人。……群兒戲於庭，一兒登瓮，足跌沒水中，眾皆棄去，光持石擊瓮破之，水迸，兒得活。
這是關於司馬光砸缸的故事最早的記載。有一次在一個電視節目中，發生了一場爭論。馬未都先生認為從文物實證的角度去看，這個故事可能是虛構的，迄今為止，我們還沒有發現宋代大型瓷缸的文物實物。北京大學歷史系的趙冬梅教授與馬未都先生展開了討論。她認為，第一，既然這個典故出自官修史書，而非筆記雜談所載，是具有權威性的，可信度高；第二，司馬光所砸的其實是「瓮」而不是「缸」，在邏輯上也有它的合理性。因為瓮是口小肚大的容器，而缸口大，人在外面可以從缸沿把落水的小孩拉出來，而如果是瓮，就算是大人也很難把小孩拉出來，遑論七歲的小孩。在沒有其他資料證偽這條資料的前提下，沒有理由輕易否定它。
節目播出以後也在網上引起了討論，後來有網友補充了不少來自考古現場以及文物圖像資料的論據（大瓷缸，大陶瓮）。更何況，著名的「請君入甕」典故還出自唐代。可見足以裝下一個人的瓮早已出現。
不管從實證的角度，還是從邏輯層面來說，這個故事應該是真實的。馬未都先生沒有核對這個材料的原文，以後世以訛傳訛的「缸」為依據，來否定故事的真實性。這個錯誤是因為在後世傳播過程中，有人把瓮誤寫成了缸，才形成了我們今天所熟知的「司馬光砸缸」故事。所以在論證理路的角度看，馬未都先生弄錯了。
通過這個例子，我們可以看出歷史學研究的路徑。歷史學家研究歷史的選擇是主觀的。歷史資料也一樣，只有與被歷史學家所關注的歷史現象有關的資料，才被稱為歷史資料。在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受時代的制約，人們所感興趣的歷史議題是不一樣的。歷史資料必然是零碎的、片面的和主觀的，因為它在傳播過程中，容易如「瓮」變「缸」一般，被後人所改動，所誤解。例如，看起來完全「客觀可靠」的、從地底下挖出來的考古資料就是如此。我經常舉這樣的例子，現在香菸的包裝上面規定必須要印上一行「吸菸有害健康」的提示，假設多年以後，吸菸這個行為消失了，人們已經不知道什麼是「吸菸」，此時我們的考古人員挖掘出來了一塊煙盒殘片，上面只留下了一行字：「吸菸有害健康」。面對這樣一小塊碎片，你能想像得到它原本竟是香菸的包裝盒嗎？
地下的資料被留存下來是具有偶然性的。眾所周知，人類歷史上有石器時代、青銅器時代和鐵器時代，那為什麼沒有木器時代呢？難道早期的人類就不知道木頭其實也是可以製作工具的材料嗎？這是由於石器、銅器和鐵器，都容易長期保存，而木製品經過漫長的時光後多半都會腐朽，難以保存下來，所以我們現在就不知道早期人類是如何利用木頭製作工具的了。同時，面對一堆富於「彈性」的歷史資料，歷史學家的「希望值」（立場）有時會影響解讀的最終結果。因為歷史學家不可能超脫於社會現實而存在，他必然受時代與社會階層立場的制約，而與歷史資料之間存在著或多或少的隔閡。我想馬未都先生和趙冬梅教授的立場就是有差異的。
每一個歷史學家都生活在現實社會中，受社會現實的影響，受他的時代和階級立場的制約，他們跟歷史資料之間也存在非常多的隔閡。因此，面對一堆富有彈性的歷史資料，歷史學家的期望值，有的時候就會影響解讀的最終結果。所以我們說史學是主觀的。
相比較於現代社會科學各學科，歷史學的「技藝」可以說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一些具體的解讀歷史資料的學科能力，例如版本校勘、文本的考證分析等等；其二，強調將人類社會作為一個整體來作分析，重視各個不同社會現象之間的邏輯聯繫。這就是史學研究中不斷強調的「歷史大背景」。現代社會科學各學科都強調把社會現象解剖開來，從各個不同的側面，比如從經濟、政治、社會等等方面去分析人類社會，所以他們往往習慣於從某一個「片面」去觀察社會。而歷史學則不同，我們強調某一個具體的歷史現象放在這麼一個時代中間，在一個大的背景影響下，它是怎麼運作的？儘管歷史學研究中需要去學一些現代社會科學一些相關的理論，借用他們的一些工具來做分析，但是我們仍然會把強調歷史大背景放在第一位。史學研究強調的是要窺斑見豹，而不是瞎子摸象。
三、歷史學的教學目的是什麼？
近年來，我們經常會看到有一些研究現實社會問題的專業研究者，在媒體上發表一些看起來完全有悖於常識的見解，導致很多民眾稱之為「磚家」。但是我們也可以發現這些「磚家」大都來自社會科學，歷史學的比較少。這是因為現代社會科學研究的基本路徑，是將人類社會分解開來，從各不同側面去觀察分析。這就將那些「磚家」的思維限定在自己學科所涉及的社會領域範圍之內，習慣於只從自己學科的視角去觀察分析社會現象。
曾經有一位經濟學家，提出這樣一個觀點：既然目前我國男女性別比嚴重失衡，一部分貧窮的男性無法找到對象結婚，不妨讓幾個窮男人同娶一個老婆，只有這樣才能解決性別比不平衡造成的單身男性成婚難的問題。因為從經濟學的立場來看，婚姻就是經濟交易，貧窮男性經濟能力不足，只能幾個人拼一個老婆。但是我們都知道婚姻關係絕不只是一種經濟關係，應該把婚姻問題放在整個社會關係的網絡裡面去考慮和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僅僅從經濟學的角度來作思考無濟於事。
比如有一個管理學的專家提出，為了解決很多地方養老金的帳戶緊張的問題，可以把養老金發放的年限從60歲提高到65歲，讓那些60歲到65歲之間的人都去做義工，這樣養老金帳戶的資金就夠用了。這個辦法也許能解決資金問題，但讓所有人去做義工如何可能？符合法理嗎？複雜的社會問題是不能僅從某一個側面解決的。
歷史學的視角與這些社會科學不同。歷史學教學的首要目標就是要培養學生綜合分析的能力。學術史上有個著名的克利奧帕特拉的鼻子（Cleopatra’s Nose）的案例：
法國數學家、物理學家、思想家布萊士·帕斯卡（Blaise Pascal，1623-1662）說：「倘若克利奧帕特拉的鼻子稍短一些，整個世界的面貌也許會是另外一個樣子。」
假如埃及女王沒有那麼漂亮，屋大維就不會那麼迷戀於她，就不會總是待在埃及，那麼羅馬的歷史可能會是另外一個樣子了。而作為當時的世界文明中心的羅馬，受其影響的世界歷史面貌恐怕也是大不相同。當然這只是一個反諷，是為歷史學家們所批評與力圖避免的。因為歷史學追求的不是這種把一切因素歸諸於一個特殊的、細小的歷史現象，歷史學強調的是綜合分析，牽扯到羅馬歷史演變的因素是很複雜的。埃及女王的漂亮與否只是其中的一個極為細微的因素，它絕對不會是決定性的因素。將極其複雜的歷史因果關係歸因於某個特別的現象，是我們應該批評與避免的。
回到前文所述關於司馬光砸缸的故事，它還相當典型地說明了歷史學學術訓練的基本思路：一方面，重新驗證關於「司馬光砸缸」這個歷史故事的原始資料的可靠性；另一方面，從論證邏輯的角度來分析問題。從歷史教學的角度看來，司馬光砸缸歷史故事本身的真實與否，已經不是重點。論證過程如何展開，其論據是否可靠，論證過程是否合乎邏輯，才是關鍵。
大學史學專業訓練的另一個重要特徵是強調在培養學生的分析能力的基礎之上，訓練學生養成一種質疑既定知識的思維習慣，而不以灌輸具體歷史知識為主要目的。換句話說，我們怎麼樣去聯繫當時社會的、所有可以分析的要素，來追尋事件之間的因果關係，這才是歷史教學的目的。
同時，強調歷史經驗的意義，反思人們的社會行為，也是歷史教學的目的之一。這裡不得不牽扯到對目前中學歷史教學的一個反思。我對中學教學不是太熟悉，只是通過我們的新生有些了解。目前中學的歷史教學基本以灌輸既定的歷史知識為主旨，學生出於應試的需要，被動地接受知識，缺少分析和反思，這是它的根本缺陷。總之，質疑舊說、培養綜合分析能力，就是大學歷史學教學的主要目的。我們將這種能力稱之為「歷史學思維方式」。
前文提到，我們最好不要把人文學科稱為人文科學。那麼歷史學作為現代人文學科的一個重要分支，它究竟有沒有「科學性」呢？如果有，究竟體現在哪些方面呢？歷史學當然具有「科學性」，它的「科學性」就體現在觀察和分析歷史的時候，我們所追求的邏輯合理性，即論證過程的每一步都要在邏輯上追求歷史的客觀性。把一篇論文裡面所有論據拿出來重新推論一遍，可以得出一樣的結論。這裡體現的就是歷史學的客觀性和科學性。儘管歷史資料和與其觀察者都可能具有一定的主觀性，但是我們分析討論的過程必須符合邏輯，所得出的結論必須有可靠的論據，必須是可重複的。科學研究一個最大標誌之一就是它的結果必須可重複。史學在這一點上與它們是一樣的。
四、歷史學究竟有什麼用？
選擇歷史學專業的人大多會遇到這樣的提問，你學這個有什麼用？我也經常被學生們問這個問題。我想每個歷史老師恐怕都已經被問了無數遍了。如何回應這個問題？我認為，歷史學是一門永遠追求邏輯上合理性（科學性）的思辨之學，它的思維方式的特點是強調綜合分析。相比於具體知識的傳授，歷史學教學更重視的是思辨的訓練。熟悉科學的研究方法，擁有宏觀的視野與綜合分析的思維方式，更兼因為了解史事而常常秉有通達的心態，這些都是歷史學專業訓練所可能賦予人們的能力與品質。
在這一點上來說，我們又可以說歷史學的課程具有一種超越狹義的專業訓練，它不僅是一切的社會科學的基礎，也是一切人文與社會科學學科訓練的起點。以求真跟理解為宗旨的現代史學，恐怕已經超越了傳統史學的實用主義。傳統史學都強調研究歷史，可以歸納歷史經驗，為現在的某些管理工作提供幫助。但是我們現在應該跳出功利主義的「學以致用」舊傳統的桎梏，以求真求實、探索民族文化精神為終極目標，這是歷史教學人文主義精神的最好體現。
這當然是從精神層面來講的歷史學在當代社會的「用處」，但是歷史學有什麼「用」這個問題，是由專業與職業之間的不相配套現象引起的。坦率說，我們如果只是培養研究型的人才，學生們學了歷史，能夠成為歷史學者，或者到中學、大學教授歷史課程，但是這門職業所能夠提供的職業崗位實在太少了。大量的史學畢業生大約沒法在這麼一個範圍之內來找到他們的職業崗位。現在多數人說史學沒「用」，主要就是指此而言。
歷史學不是提供社會性職業訓練的專業。為什麼這麼說？近代以來，大學慢慢變成了一個職業培訓機構，特別是在工業革命以後，由於各行各業需要工程師和技術人員，大學也逐漸變成了職業培訓機構。這樣一來有一些專業的困境就產生了。不僅僅是歷史學，文科裡面其他有些專業，比如哲學，以及理科的一些純理論的學科也面臨這樣的困境。當然有些學科的學生比較容易改行。
史學當然也有類似的「改行」途徑。我曾經給我們本校的學生做講座的時候提出，進入到歷史系來學習有三個出路：第一，假如你下決心獻身於史學研究，像老師一樣，這個職業當然你可以待下去，儘管賺不了大錢，也很辛苦，但是我覺得蠻有趣。但是這樣的工作崗位是不多的，競爭也非常激烈，大多數的同學不太願意走上這條職業道路；第二種是通過史學的訓練使得綜合分析的思辨能力有所提高，同時也掌握了相當寬廣的關於民族歷史的文化知識，就可以選擇跟史學專業相近的一些職業。比如新聞、出版以及其它與文字有關的職業。由於我們現在的社會對求職人員的一種「專業歧視」，認為史學專業學生無法勝任某項職業。在應對這種困境的時候，我往往會建議學生選擇某個就業機會更多的第二專業，這樣你的能力肯定超過只學習某一專業的同學，儘管在學習過程中你肯定會比別人辛苦一點。第三條建議是，對於非史學專業的學生，我建議他們多選一些歷史學的基礎課程來培養自己，拓寬自己的知識面，培養自己綜合分析的思辨能力。這三條是我能夠給出的歷史學專業的職業「解困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