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疆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這首琅琅上口的先秦雅樂何以被傳唱千年，是因為在鹿群自由自在生活的背後，寄託著一份對清平治世的祈盼。在中國古人最早的意象中，鹿是來自上天的恩賜，繼而構成了原始權力的基礎。後來，隨著農業文明的出現，鹿的身上寄託了更多屬於農耕民族的美好願望，對於社會來說，鹿象徵著政治祥和，社會安定，人才輩出；對於個人而言，鹿是修仙的坐騎，是長壽的仙獸，鹿與「祿」的諧音也讓這種帶有靈性的動物與追求功名利祿聯繫在一起。可以說，鹿的吉祥文化貫穿了整個中國文化史並延續至今。
圖1：中更新世腫骨鹿頭骨，北京房山周口店遺址博物館藏，任疆攝
在數十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原始先民們的生存繁衍主要依賴於狩獵，鹿作為當時廣泛分布、體態較大且性格溫順的群居動物，無疑成為了最適合的捕獵對象。對於原始部族而言，逐鹿的成敗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族群的延續；對於部族中的個體而言，誰能率領族人成功逐鹿就有可能在日後奠定在整個部族中的地位和權力的基礎。但即便如此，在先民們樸素的認知里，這一切都往往取決於上天的意志，於是他們便將鹿王的鹿角供奉起來祭拜，由部族首領代表整個部族向上天溝通祈禱（圖1），抑或是將鹿作為部落的圖騰。
圖2：仰韶文化鹿紋彩陶盆，中國國家博物館藏，任疆攝
後來，隨著農耕文化的發軔，中原地區狩獵的重要性逐漸讓位於定居農業，早先對鹿的崇拜演變成了彩陶器物上的鹿紋裝飾（圖2）。但對於中原以外的地區，特別是北方的遊牧部落，狩獵仍是維持生存繁衍最重要的方式，於是一些部落以鹿為圖騰的傳統一直延續了下來。河南安陽殷墟西北崗1004號商王大墓中出土了以鹿為主要意象的鹿方鼎（圖3），在鼎的四面正中和四個鼎足上皆以鹿首為主裝飾，在鼎的腹部還有鹿形徽章紋飾，這或許便是商王征服北方以鹿為圖騰的部落後鑄鼎為記。到了周代，《國語·周語上》載「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蘇日巴達拉哈在《蒙古族族源新考》中認為這裡的白狼、白鹿指的是以狼和鹿為圖騰的部族，「狼、鹿之族就包括在以犬戎為中心的部族聯盟之中」。
圖3：鹿方鼎及腹底鹿形銘文，台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對於定居文明的商王朝，鹿在商王的心目中依然是與上天溝通的媒介，所以後來帝辛修築的觀象台取名為「鹿台」，劉向《新序·刺奢第六》載，「紂為鹿台，七年而成，其大三里，高千尺，臨望雲雨」。《史記·殷本紀》載，「（帝辛）厚賦稅以實鹿台之錢」，之所以商王會如此耗費巨資，正是因為鹿台是他與上天溝通的地方。商周之戰中，商王兵敗後選擇自刎的地方便是鹿台，《史記·殷本紀》載，「紂走，反（返）入登於鹿台之上，蒙衣其殊玉，自燔於火而死」，《爾雅》解釋道，「祭天曰燔柴」，也就是商王在生命的最後一刻，佩戴著作為祭祀禮器的玉器自焚，完成了向上天最後一次祭拜。周文王建都豐邑後修建了靈台，雖然不再以鹿台相稱，但事實上仍然是祭天占卜的場所，《毛詩正義·卷十六》載，「天子有靈台，所以觀祲象，察氣之妖祥故也」。儘管以鹿祭天的觀念逐漸被定居文明遺忘，但卻在遊牧民族那裡得到了保留：一千多年後的遼代祭天酒器上便刻有鹿紋圖案，據《遼史·卷七·穆宗下》載，「（應歷）十八年（公元968年）三月……造大酒器，刻為鹿文，名曰『鹿甒（wǔ）』，貯酒以祭天」。
圖4：南宋馬和之《鹿鳴之什圖》（局部），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西周之際，隨著封建禮制的建立，鹿成為政通人和、天下太平的象徵。周文王在靈台之下興建了靈囿和靈沼，據《詩經·大雅·靈台》載，「王在靈囿，麀（yōu，母鹿）鹿攸伏。麀鹿濯濯（毛詩正義釋曰，娛游也），白鳥翯翯」，《毛詩正義·卷十六》載，「文王既立靈台，而知民心歸附，作沼囿，而知鳥獸得所」，也就是靈台作為天人感應的場所，象徵民心所向；靈囿中鹿和白鷺自由自在地生活，象徵整個社會的安寧。《詩經·小雅·鹿鳴》中所歌頌的「呦呦鹿鳴，食野之苹」的景象背後，是周禮教化下的天下大治：「我有嘉賓，鼓瑟吹笙……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四方諸侯賓客都心悅誠服地按周禮來拜會周天子（圖4）。《莊子·內篇·天地篇》雲「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莊子所認為的理想社會就是百姓如野鹿般自由自在地生活，這與「呦呦鹿鳴」的意象是一致的。在一千多年後的明清兩代，「呦呦鹿鳴，食野之苹」的形象出現在了官窯所燒造的瓷器上，《格致鏡原·卷三十六》中記載了明代萬曆年間燒制的「五彩百鹿永保乾坤壇」，清代乾隆、道光年間亦有燒制百鹿尊（圖5）。
圖5：明清時期的百鹿尊
然而，當君王失德，施政無方，也就沒有了「呦呦鹿鳴」，取而代之的是民心惶惶，社會動盪不安，於是便出現了《史記·卷九十二·淮陰侯列傳》中所載的「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三國時期張晏在《漢書音釋》中解釋道，「以鹿喻帝位也」，失鹿就代表著失去民心，民心如鹿群一樣渙散，於是便給那些有可能上承天命的人帶來「取天下，若逐野鹿」（《文選·卷第五十二》引《太公六韜》雲）的機會，由此還衍生出了逐鹿中原、群雄逐鹿、鹿死誰手等成語。
「呦呦鹿鳴」的意象在後世影響深遠。東漢末年，曹操在《短歌行》中化用了「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藉此寄託了他對人才的渴求，以及對太平盛世的憧憬。唐宋之際，科舉制度的推行讓一種慶祝考生高中的「鹿鳴宴」流行起來，宋代鄭居中等所撰的《政和五禮新儀》載，「惟今州郡貢士之日設鹿鳴宴，正古者賓興賢能，行鄉飲酒之遺禮也」，雖然當時的儀禮與周代已不盡相同，但朝廷對於治國人才的渴求是永恆不變的。
圖6：商周時期鹿形玉飾
與此同時，人們還將石器時代的神鹿崇拜與「呦呦鹿鳴」的寓意相結合，構想出了天鹿意象。當君王施惠於民，澤被萬物，天鹿就會化身白鹿降臨人間，商周時期所出現的大量鹿形玉飾，以及戰國至漢代建築瓦當上的鹿紋裝飾都蘊含了這種寓意（圖6、7）。《藝文類聚·卷九十九》中引南梁孫柔之《瑞應圖》載：「天鹿者，純善之獸也，道備則白鹿見，王者明惠及下則見」，「王者承先聖法度，無所遺失，則白鹿來」；《開元占經·卷一百一十六·獸占》引《天鏡》載，「王者仁明則白鹿至」，「愛民人，白鹿見」。天鹿往往化身白鹿，於是用白鹿皮做成的朝冠成為周天子和諸侯王每月朔日拜祭祖廟後，在太廟聽政時的裝束，據《儀禮·卷二·士冠禮第一》載，「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韠」，鄭玄注云，「此與君視朔之服也。皮弁者，以白鹿皮為冠，象上古也」，可見這一傳統擁有非常悠久的歷史。
圖7：不同歷史時期的鹿紋瓦當
歷史上的賢明君主在位時，天鹿往往會降臨人間。梁元帝蕭繹在《金樓子·卷一·興王篇一》中記載了禹在位時，「神鹿出於河水，天錫元圭」；《開元占經·獸占》引《晉中興征祥說》注云，「周平王（前770年-前720年在位）時，白鹿見」，「漢章帝（75年-88年在位）西巡日，白鹿見於臨平觀」；《藝文類聚·卷九十九·祥瑞部下》引《禮斗威儀》雲，「君乘水而王，其政平，則北海輸白鹿」。古人也將與鹿形態類似的麋、獐視為鹿，《太平御覽·卷九百六·獸部十八》引《魏略》載，「文帝將受禪，有白麋見」；《開元占經·卷一百一十六·獸占》引《瑞應圖》注云，「宋文帝時，華林園白麞（同「獐」）生二子皆白」， 「又（宋）元帝時，白鹿再見」。於是為了頌揚君主治下的盛世，歷朝歷代地方上都有向朝廷進獻白鹿的記載：《太平御覽·卷九百六》引東晉末年殷仲堪《上白鹿表》載，"巴陵縣青水山得白鹿一頭。白者正色，鹿者景福嘉義"；《全唐文·卷二百八十八》中收錄了張九齡的《洪州進白鹿表》；《五代會要》載，「（後）漢乾祐三年（950年）五月，賴州進白鹿」，明沈德符撰《萬曆野獲編·卷二》載，「胡宗憲進白鹿，諸生徐謂作表，一時傳誦」。然而，一旦王朝沒落，天鹿也會以一種極其靈異的方式帶來警示，《天中記·卷五十四》中就記載了開寶七年（974年），位於金陵的南唐皇家苑圃中有一隻鹿突然有一天開口說起了人話，因不滿放牧人的大聲呵斥而反駁道：「明年今日，汝等俱作鬼物，苑囿荒涼，焉能拘我？」，早早就預言了北宋軍隊即將入侵，果然一年之後「宋師渡江，牧者俱死斗敵，苑囿亦廢矣」。
除了「呦呦鹿鳴」和天鹿意象，現實中的鹿也在中國歷史和文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鹿皮是春秋戰國時期諸侯國之間外交的重要媒介。《管子·大匡》中記載了齊桓公（前685-前643年在位）為了交好小諸侯國，在管仲的建議下，「令齊以豹皮往，小侯以鹿皮報」，《管子·小匡》也記載道，「桓公知諸侯之歸己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諸侯以縷帛布、鹿皮四分以為幣，齊以文錦虎豹皮報」，齊國以貴重的豹皮結交小諸侯國，小國以鹿皮作為回贈，從而建立了以齊國為主導的大國外交體系。後來，《墨子·卷十三·魯問第四十九》中記載了魯國國君擔心齊國的戰爭威脅向墨子討教，墨子建言「厚為皮幣，卑辭令，亟遍禮四鄰諸侯」，也即用鹿皮結交周邊的諸侯國以抵擋齊國的策略。但是鹿皮其實更多是象徵意義，在當時大國國君的眼中，鹿皮衣就是一件窮酸的裝束，《晏子春秋·外篇第七》中記載了「晏子相景公（前547-前490年在位），布衣鹿裘以朝。公曰：『夫子之家，若此其貧也，是奚衣之惡也！寡人不知，是寡人之罪也！』」，身為國相的晏子穿著鹿皮衣來上朝，被齊景公視為自己不重視賢才的罪過。
與此同時，鹿皮也是宴請賓客或訂婚下聘時的禮物。在宴請賓客時，據《儀禮·卷二·士冠禮第一》載，「主人酬賓，束帛、儷皮」，鄭玄注云，「飲賓客而從之以財貨曰酬，所以申暢厚意也。束帛，十端也。儷皮，兩鹿皮也」，也就是當時貴族宴請賓客時要行「一獻之禮」，主人對賓客要依次完成「獻」「酢」「酬」的儀式，其中在「酬」這個環節不僅要再勸賓客飲酒，而且還要送給賓客十端帛和兩張鹿皮，以此表達主人的深情厚意。在婚禮上，鹿皮還被作為男方向女方下聘的聘禮，據《儀禮·卷四·士昏禮第二》載，「納徵，玄纁束帛，儷皮，如納吉禮……儷，兩也，執束帛以致命，兩皮為庭實，皮，鹿皮」，即在婚禮六禮中的第四禮「納徵」禮上，男方派人送黑色和淺紅色的帛十端和一對鹿皮作為聘禮到女方家。正因如此，鹿也成為了男性對女性表達愛慕之情的媒介，《詩經·召南·野有死麕》雲，「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意即在野外遇到了死鹿，青年男子就可以取下鹿皮，去追求心愛的女子了。
除此之外，在諸侯紛爭的背景下，對鹿的炒作還締造了中國歷史上最早的經濟戰。《管子·輕重戊第八十四》中記載了面對楚國的威脅，管仲向齊桓公獻策：「令左司馬伯公將白徒（註：臨時徵發的壯丁）而鑄錢於莊山，令中大夫王邑載錢二千萬，求生鹿於楚」。當時楚地盛產鹿，鹿群還經常糟蹋莊稼，於是面對齊國重金求鹿的誘惑，「楚人即釋其耕農而田鹿」；後來「管子告楚之賈人曰：『子為我致生鹿二十，賜子金百斤，什至而金干斤也』」，楚國百姓一聽收鹿達到一定數量還有更豐厚的獎勵，於是一時間就像瘋了一樣，「楚之男於居外，女子居塗」，連家都顧不上回，都渴望通過捕鹿來實現財富自由。經過這一番布局後，「隰朋（齊國大夫）教民藏粟五倍，楚以生鹿藏錢五倍」，管仲一看時機成熟，便讓齊桓公「令人閉關，不與楚通使」，因為荒廢了種田，又買不到糧食，「楚人降齊者十分之四，三年而楚服」，齊國最終不戰而勝。
到了漢代，漢武帝用鹿皮發動了一場針對國內大貴族的財富掠奪戰。當時白鹿十分稀有，大多都畜養在長安的皇家禁苑中，白鹿皮被人們用來作為高價值的一般等價物稱為「皮幣」，其價值甚至遠遠超過了黃金：《漢書·卷二十四下·食貨志第四下》載「黃金重一斤，直錢萬」；而「以白鹿皮方尺，緣以繢（huì，即布帛邊）為皮幣，值四十萬」。漢武帝時期，據《前漢紀·孝武皇帝紀四卷第十三》載，連年的對外征戰，以及對歸降胡人的厚賞，加之元狩四年（前119年）崤函以東一帶水災造成「關東流民凡七十二萬五千口」，中央和地方財政出現了嚴重危機。於是漢武帝召集群臣商議，有人便以「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為由，建議「王侯宗室朝覲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表面上看這是要求全國各地的諸侯王朝覲時要以白鹿皮進獻璧玉，但由於皇家禁苑幾乎壟斷了白鹿，諸侯王不得不花高價購買，因此朝廷通過這種方式將大貴族手中的財富名正言順地轉移到了中央府庫，從而確保了賑濟災民，以及支持與匈奴的戰爭。
除了鹿皮以外，鹿也是祭祀儀式和日常生活飲食的重要組成部分。西周時期，《詩經·秦風·駟驖》載，「奉時辰牡，辰牡孔碩」，毛傳解釋道，「辰牡者，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豕群獸」，也就是立春、立夏和立秋都要用雄鹿來祭祀祖先。《禮記註疏·卷二十六》載，「天子朝事之豆，有昌本、麋（即麋鹿）臡（ní，帶骨的肉醬）、茆菹、麏（jūn，同「麇」，即獐子）臡」，也就是兩種鹿肉醬是周天子早上祭祀宗廟時盛放在豆中的貢獻之物。漢代儀制中，幼鹿被用來祭祀宗廟，《晉書·志第十一·禮志下》載，「漢儀，立秋之日，自郊禮畢，始揚威武，斬牲於東門，以薦陵廟。其儀，乘輿御戎路，白馬硃鬣，躬執弩射牲，牲以鹿麛（mí，幼鹿）。太宰令謁者各一人載以獲車，馳送陵廟」。
圖8：清代禮器中的籩和豆
從唐代開始，鹿肉取代整隻鹿作為祭祀的供品。起初，唐太宗下令以鹿肉祭祀宗廟，《太平御覽·卷九百六·獸部十八》引《唐書》載，「太宗幸懷州，乙未，狩於濟源之陵上，親御弧矢。太宗曰：『古者先驅以供宗廟，今所獲鹿，宜令有司造脯醢以充為薦享』」。後來，唐玄宗於開元二十年（732年）改撰新禮，《通典·卷一百六·禮六十六·開元禮纂類一》中詳細列出了以鹿肉作為供品的祭祀，最高等級的祭祀「凡用籩、豆各十二」；隨著祭祀等級的逐級降低，籩、豆的數量也相應減少，其中在籩豆各十二、各十、各八中，籩中均盛放有鹿脯（註：肉乾），豆中則盛放有鹿醢（hǎi，註：肉醬）。除此之外，在等級更低的籩豆各四、各二、各一的祭祀中，豆中也始終都有鹿醢（圖8）。後世宋元明清的祭祀儀禮深受《開元禮》的影響，鹿肉始終在中國封建王朝的祭祀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鹿肉除了用於祭品外，本身作為一道美食，演繹了獨特的飲食文化。早在先秦時期，《禮記正義·卷二十七·內則第十二》中關於「人君燕食所用」的記載中，就包含了鹿肉的兩種吃法：一種是熟食「麋膚、魚醢」，具體而言，「麋膚謂麋肉外膚，食之以魚醢配之……麋膚謂孰也」，也就是鹿肉配魚醬；另一種是生食「麋腥，醢醬」，具體而言，「腥謂生肉，言食麋生肉之時，還以麋醢配之」，這種生鹿肉所蘸的「麋醢」可不是一般的醬料，《晏子春秋·曾子將行晏子送之而贈以善言》中記載了「今夫蘭本，三年而成……湛之麋醢，而賈匹馬矣」，這種「麋醢」是三年長成的蘭草根浸泡過的鹿肉醬，價值可以抵得上一匹馬。到了漢代，任昉《述異記》中記載了「漢成帝（前33年-前7年在位）末年，宮中雨一蒼鹿。殺而食之，其味甚美」。《東觀漢記》中也記載了漢章帝年間，「章帝與舅馬光詔曰：『朝送鹿膾，寧用飯也』」。到了唐代，宮廷中以鹿肉為食材的菜餚可謂琳琅滿目，《安祿山事跡》中記載了安祿山為了討唐玄宗的歡心，進獻的貢品中有「鹿尾醬」；《清異錄·卷下》中還記載了「治羊鹿舌拌三百數」的「昇平炙」，「鹿雞糝拌」的「小天酥」，「羊豕牛熊鹿並細治」的「五生盤」，還有帶有鹿肉和熊肉餡的「玉尖面」，其中「玉尖面」是以熊肥肉和鹿瘦肉搭配在一起製成的麵食，據同書記載，「趙宗儒在翰林時，聞中使言：『今日早饌玉尖面，用消熊棧鹿為內饀，上甚嗜之。』問其形制，蓋人間出尖饅頭也。又問「消」之說，曰：「熊之極肥者曰消，鹿以倍料精養者曰棧。」當然，鹿肉也並非皇帝所獨享，他也會賞賜給身邊的大臣，《全唐書》中便收錄了苑咸所作的《為李林甫謝賜鹿肉狀》。
唐宋之際，以鹿為食材的飲食開始從貴族走向民間，導致了鹿的供不應求，市面上甚至出現了以死馬肉冒充鹿肉的黑心商販。據《癸辛雜識·續集下》中的「死馬殺人」條目載，「今所賣鹿脯多用死馬肉為之，不可不知」。北宋蘇象先在《丞相魏公談訓》中也回憶道，「眾爭取死馬，而不取駝牛，以為馬肉耐久，埋之爛泥地中，經宿出之如新，為脯臘，可敵獐鹿。皆稅居曹門，鄰巷皆貨之咸豉者，早行，其臭不可近，晚過之，香聞數百步，多馬肉為之」，開封曹門外的死馬肉黑作坊收購完死馬肉，先埋到地下，然後隔日刨出後用豆豉燉熟，再做成肉乾以此冒充獐肉和鹿肉。但如果細究起來，販賣假肉以次充好的現象或許始於唐代，《唐律疏議·卷十八》載，「脯肉有毒，曾經病人，有餘者速焚之，違者杖九十；若故與人食並出賣令人病者，徒一年；以故致死者，絞；即人自食致死者，從過失殺人法」，後來的《宋刑統·卷十八賊盜律》一字不差地延用了唐律中的處罰規定。到了明代，史上最令人瞠目的鹿肉吃法出現了，據《明史·列傳第一百九十七·流賊》載，「（崇禎）十四年（1640年）正月攻河南，有營卒勾賊，城遂陷，福王常洵遇害。自成兵汋王血，雜鹿醢嘗之，名『福祿酒』」，闖王李自成攻占河南後，居然將福王朱常洵殺害後放血，然後拌上鹿肉醬來當酒來喝。
相比於作為實物的鹿，以鹿象徵官運和長壽的傳統同樣歷史悠久，而且更加深入人心。一方面，鹿與官運的結合或許是從「呦呦鹿鳴」的意象上衍生而來：太平盛世離不開施行仁政的官員，於是人們將宰相的車駕上繪上了鹿的圖案，於是當白鹿出現在官員身邊時，便是升官的預兆。《李賢注後漢書·卷三十三》引《謝承書》載，「（鄭）弘消息繇賦，政不煩苛。行春天旱，隨車致雨。白鹿方道，俠轂而行」，鄭弘早年為官時施行仁政，春天乾旱時他的屬車經過的地方都下起了雨，而且白鹿相伴車駕左右，他的幕僚以三公車轓上繪有鹿預言其日後必為宰相，最終鄭弘官拜太尉。有些因功受到皇帝嘉獎的官員，感恩修祠時也會矗立鹿的石像，據《藝文類聚·卷四十九·職官部五》引《襄陽耆舊傳》載，習郁陪同光武帝巡遊，因護駕有功被授予大鴻臚，並被封為襄陽侯，他感念山神，修建了蘇嶺祠，並「刻二石鹿，俠神道，百姓謂之鹿門廟」。久而久之，鹿與升官便聯繫在一起。河南濟源市邵原鎮的東漢墓曾經出土了一件鹿首灰陶房的陪葬品，陶房正面牆上為鹿首浮雕，背面牆上的方格網中有二十枚銅錢紋飾（圖9），從中可以感受到墓主對死後靈魂到達另一個世界升官發財的美好願望。
圖9：鹿首灰陶房正背面，濟源博物館藏
到了南北朝時期，人們基於「鹿」與表示官吏俸給的「祿」諧音，進一步將鹿與官位聯繫在一起。《南史·卷五十五·列傳第四十五》載，吉士瞻年輕的時候有一次夢見十一張鹿皮，於是大喜過望道：「鹿者祿也，吾當居十一祿乎」，後來他先後擔任了十一個官職，早已對宦海生涯心生厭倦，「遇疾不肯療，普通七年（526年）卒於郡」，最終死在了第十一個為官任上。由於鹿象徵官運，因此鹿死對於官員而言是極不吉利的，《太平廣記·卷一百四十四》轉引《祥驗集》載，「唐寶曆二年（826年）春，范陽節度使朱克融獵鹿，鹿膽中得珠，如彈丸，黑色，初軟後硬，如石光明」，朱克融以為是吉兆，但麻安石卻認為，「鹿者祿也，鹿死是祿盡也。珠初軟後硬，是珠變也。祿盡珠變，必有變易之事，衰亡之兆也」。然而對此不以為然的朱克融「自此克融言辭輕發，是年五月，果帳下軍亂而全家被殺」，印證了鹿死代表著官運走到盡頭，珠變暗含著身遭誅殺的命運。
圖10：十鹿九回頭碑（局部），上海醉白池公園藏
與此同時，還出現了以鹿寓意官祿的裝飾形象。清代王韜在《淞隱漫錄》中記載了普照寺橋邊的「十鹿九回頭碑」（圖10）：「刻十鹿於上，陽紋隆起，頭角崢嶸，其一順向，余俱返顧……鹿者，祿也，邇日諸賢，卻祿鳴高，其跡類是」，寓意當時的九位賢人自視甚高，拒不做官。除此之外，鹿還與其他動物一起出現，根據諧音共同呈現吉祥的寓意：鹿、猴諧音「祿、侯」（圖11）；鹿、蜂、猴諧音「祿封侯」（圖12）；鹿、鶴諧音「六合」（圖13），取「六合同風，九州共貫」（《漢書·卷七十二·王吉傳》）之意，即天下風俗教化一致，九州方圓政令統一，實現天下大治的太平盛世。
圖11：佚名《猴鹿圖》，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藏
圖12：萬曆青花壽鹿蜂猴圖碗，故宮博物院藏
圖13：乾隆宮粉地洋彩鶴鹿同春如意瓶，2018蘇富比拍品
另一方面，鹿作為長壽的象徵始於仙人乘鹿（圖14）。早在戰國時期，《尸子·卷上·勸學》中就記載了「鹿馳走無顧，六馬不能望其塵」。到了漢代，道教盛行，鹿成為了道教神仙的坐騎。《金樓子·卷一·興王篇一》載，「西王母使使乘白鹿，駕羽車，建紫旗，來獻白環之玦、益地之圖、乘黃之駟」；《太平御覽·卷三百六十一·人事部二》引崔玄山《瀨鄉記》載，「老子者，道君也，始起乘白鹿，下托於李母胎中」，西王母的使者和太上老君的坐騎都是白鹿。東漢末年的魯女生修道成仙，乘坐的也是白鹿車，據《太平御覽·卷九百六》引《神仙傳》載，「魯女生者，長樂人。服胡麻、餌術，絕谷八十餘年，甚少。世傳見之二百餘年，入華山中。有故人與女生別五十年，入華山廟，逢女生乘白鹿車，從玉女數十人」。後來到了唐代，民間修仙也偏愛騎乘白鹿，李白在《夢遊天姥吟留別》中便吟唱道：「且放白鹿青崖間，須行即騎訪名山。」
圖14：仙人騎鹿畫像磚，四川博物院藏，任疆攝
圖15：戰國時期楚國墓葬出土的鎮墓獸，荊州博物館藏
在道教修道升仙的觀念下，鹿是幫助人死後靈魂升天的神獸之一。這種觀念最早可追溯到戰國時期的楚國，在當時的楚國墓葬中出土了鹿角與獸面，以及鹿角與飛鳥、虎組合在一起的鎮墓獸（圖15），國內學者丁蘭認為這些鎮墓獸是「楚地巫覡死後魂升天界的法器」，其中的鹿角或許是在上古時期作為上天溝通媒介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從而演化出助亡靈升天的作用。到了漢代，升天的對象從巫覡演變成了貴族，馬王堆西漢墓1號墓棺側面便繪有兩隻騰雲飛天的白鹿（圖16）。河南南陽東漢墓中的畫像石和陝西靖邊東漢墓壁畫更加直觀地展現了墓主人「乘鹿登仙」的場景：畫像石上的雙鹿拉著雲車，一個羽人揮鞭駕馭，墓主人安詳地坐在雲車上，後面兩個羽人手持靈芝，正與另一頭鹿飛奔追趕，護送墓主人一路升仙（圖17）。壁畫上雖然沒有那麼大的陣勢，但墓主人也在鹿的牽引下騰雲登仙（圖18）。
圖16：馬王堆1號墓朱漆彩繪棺側面的白鹿形象，湖南省博物館藏
圖17：乘鹿飛仙畫像石拓片，南陽市漢畫館藏
圖18：陝西靖邊東漢墓壁畫上的乘鹿登仙
正因仙人能夠長生不老，作為仙人坐騎和幫助凡人升仙的白鹿也逐漸在人們心目中具有了長壽特質。《初學記·卷二十九》引《春秋曆命序》載，「神駕六飛鹿，化三百歲「；《太平御覽·卷九百六》引《述異記》載，「鹿一千年為蒼鹿，又百年化為白鹿，又五百年化為玄鹿。漢成帝時，山中人得玄鹿，烹而視其骨，皆黑色。仙者說玄鹿為脯，食之壽二千歲」，在修仙之人看來，凡人吃了千年鹿肉便可以獲得長壽。《神仙濟世良方》中的「看花仙人」條目載，「吾乃千年鹿童，玄帝（即道教尊神玄天上帝）座下修，已三百年矣，元朝脫去凡身，一年四季與玄帝修花，故名看花童子」。後來，人們將鹿與同樣象徵長壽的仙鶴、松樹、靈芝等其他仙獸瑞草一起，系統構建了中國人所追求的獨特的長壽寓意（圖19），《神仙濟世良方》載「鶴舞雲中鳴白鹿，靈芝瑞草滿崖前」，「鶴鹿雙鳴時獻瑞，山前山後產奇花」，這種源自道家求仙，渴求長生不老的美好願望，數千年來已經深深地印刻在中國人的內心深處，永恆不滅。
圖19：雍正鬥彩鹿銜靈芝紋盤，美國費城藝術博物館藏
責任編輯：臧繼賢
校對：丁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