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19世紀中葉，素有「滿萬不可敵」美譽的八旗軍隊，早已失去了往日的威風——上級軍官驕奢淫逸、貪污腐化；基層士兵訓練廢弛、軍紀敗壞。簡言之，原本的虎狼之師，早已淪為了真正意義上的「戰五渣」。
面對一路高歌猛進的太平軍，八旗軍可謂一潰千里。咸豐二年（1852）十一月，太平軍攻入湖北後，提督博勒恭武不僅臨陣脫逃，還改裝易服，「化名衍秀」，打算「隱姓埋名，了卻餘生」。消息傳入京城後，清廷內部一片譁然。次年四月，在官方的全力搜查下，藏在京城親戚家的博勒恭武被捕，獲判斬立決。
至於綠營軍的表現，與八旗軍可謂「不分伯仲」。咸豐五年（1855）初，署理湖北提督訥欽「率提標（提督直轄的綠營軍）千人」趕赴前線。據史料記載，儘管這支軍隊「兵不滿千」，但「費至萬金以外」——也就是說，仗還沒打，「先薅了一把羊毛」。
至於他們的表現，實在是過於「費拉不堪」。在「友軍」扎拉芬所部被太平軍圍攻兩日後，「該署提督近在咫尺，並不發兵應援，且見賊先潰，惟恐不速」，可謂狼狽至極。
由此可見，正是這種「正規軍爛泥扶不上牆」的大背景，才給予了以湘軍為代表的「地方武裝」的「發展機會」。
那麼問題來了，一開始主張「秋毫無犯」的湘軍，為什麼很快便淪為了多次犯下屠城之罪的「惡軍」？我查了一些資料，接下來跟大家簡單聊聊。
一
面對湖北正規軍的拙劣表現，曾國藩一度偏激地指出，「（湖北綠營官兵）求歸伍一概不收，並請將潰敗余兵，盡行裁撤」。另一位湘軍骨幹胡林翼也認為，「湖北綠營兵丁怯懦若性，正額虛浮，軍政營制，蕩然無存，而其虛糜錢糧如故也」。
1）曾國藩的「初心」：打造一支「仁義之師」
鑑於此，曾國藩在編練湘軍之初，頻繁強調「要以理學治軍」，旨在將這支軍隊打造成為一支「仁義之師」。他任用了以羅澤南、李續賓為首的一大批知識分子，擔任高級將領，並著重加強了對普通官兵的「教化」。
咸豐八年，曾國藩不僅親自創製了主張「愛民」的「愛民歌」，還要求士兵背誦傳唱，做到真正意義上的「軍士與民如一家，切記不可欺負他」。
與曾國藩一樣，胡林翼不僅要求屬下官兵重視軍紀，還制定了一系列的細則條例。對於違反軍紀者，會給予極為嚴厲的處罰。比如咸豐十年三月，長勝營花翎補用守備李萬年，因為「在鄉詐索銀錢不遂，綁拷紳民」，被就地正法。
2）「仁義之師」與屠城
然而，就是這樣一支標榜仁義道德的軍隊，卻一手炮製了太平天國戰爭期間，最令人膽寒的三次屠城暴行。
咸豐八年（1858）四月，湘軍李續賓部占領九江。大軍破城後，城內近兩萬軍民被盡數屠殺。對於這場屠城事件，呈給咸豐皇帝的奏摺中如是描述道：「城外勇衝殺而入，該逆無路可奔，號叫之聲慘不可聞，自卯至午，殲除淨盡……屍骸堆積，流水腥紅」。
咸豐十一年八月，湘軍曾國荃部攻破安慶。大軍破城後，城中數萬軍民慘遭屠戮。對此，曾國藩的幕僚趙烈文如是記錄道：「殺賊凡一萬餘人，男子髻齔以上皆死，……婦女萬餘俱為掠出」。
同治三年（1864）五月，湘軍攻陷太平天國「都城」天京（即南京）。大軍破城後，湘軍又一次大開殺戒，「（湘軍）見人即殺，見屋即燒」，「沿街死屍十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滿二三歲者亦斫戮以為戲」，南京城在慘遭洗劫後被付之一炬，「大火七日不熄」，可謂慘烈。
二
縱觀太平天國的整個戰爭史，這種屠城暴行都是極為罕見的。坦誠說，即便是聲名狼藉的八旗與綠營軍隊，也未敢如此喪心病狂。那麼問題來了，為什麼湘軍變得如此殘暴不仁？ 學界認為，主要有以下三點原因：
1）「物理消滅」太平天國的中堅力量
來自兩廣地區，被稱為「老兄弟」的太平軍官兵，一直以作戰勇敢、意志堅定，極難被誘降而著稱。一言概之，他們是太平天國的「最強戰力」。在湘軍將領看來，「老兄弟」是最危險、最頑固的死敵。
因此，湘軍在與「老兄弟」作戰時，幾乎從來「不留後手」。咸豐十一年（1861）五月，湘軍在安慶赤崗嶺，全殲了以「老兄弟」為主的劉瑲林部。戰鬥結束後，清軍將帥無不興高采烈。曾國藩認為，「此次殺三壘真正悍賊千餘人，使狗逆為之大衰，平日或克一大城，獲一大捷，尚不能殺許多真賊」。
由此可見，湘軍將領們認為，以屠城的方式成建制的殲滅「老兄弟」，不僅可以極大削弱太平天國的軍事實力，還可以動搖太平軍的戰鬥意志，讓戰局朝著對自己有利的方向發展。
2）掠奪財物，填補軍餉虧空
實際上，湘軍的餉源一直依賴湖南、湖北兩省的「供餉」，與正規軍相比「並不穩定」。因此，在很長的一段時間，湘軍一直處於缺餉的狀態。
比如湘軍曾國荃部在攻打安慶之前，「軍餉已欠六個月，日夜焦灼，無術可濟」，甚至一度出現了譁變的情況——「守備徐步鰲持刀索餉，尹中鈺、潘中和、嚴正興等，歃血要盟，鬧索口糧」。大軍攻破安慶城後，曾國藩欲犒勞白銀一萬兩，居然難以湊齊，不得不在私底下向曾國荃借錢。
在這種局面下，為了維繫軍心，湘軍將領們只能縱容官兵，通過屠城的方式，掠奪財物「找平衡」。根據史料記載，安慶城破後，「城中凡可取之物，掃地而盡，不可取者皆毀之。……至剖棺以求財物」。
3）主將泄憤
值得注意的是，湘軍在攻打九江、安慶、天京等重鎮時，採用的都是長期圍困的方法。攻克九江，湘軍前後用時十六個月；攻下安慶，湘軍前後十八個月；攻克天京，更是與太平軍拉鋸了二年有餘。
長時間的圍城戰，使得雙方損失慘重、心神俱疲。作為湘軍主將的李續賓、曾國荃等人，更是承擔著巨大的壓力。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高級將領們，對太平軍充滿了仇恨。正如曾國藩對曾國荃所說的那樣，「屠城以泄其憤，迪庵（李續賓）在九江亦是如此辦法」。
三
1）湘軍的軍紀，是不是一直都很差？
由此可見，「以理學治軍」的理念，大有「畫餅之嫌」。不過，倘若深入研究就會發現，在咸豐八年（1858）四月攻克九江之前，湘軍還是「比較守規矩」的。
咸豐六年（1856）十一月，經過近二十個月的拉鋸戰，湘軍羅澤南部，終於第二次攻克了重鎮武昌。這場攻城戰，讓湘軍蒙受了巨大的損失——最高統帥羅澤南本人，也死在了武昌城下。
「主心骨」羅澤南的死，讓眾將士悲痛萬分。再加上軍隊欠餉已達四個月之久，泄憤之心可想而知。不過，破城的湘軍，一直沒有發動屠城、擄掠充餉等報復行動。
由此可見，至少在湘軍組建之初，「以理學治軍」的理念，對維繫軍紀起到了一定的成效。換言之，將屠城等暴行歸結於掠奪財物、主將泄憤等表面現象，顯然「有點敷衍」了。
2）湘軍「氣質」產生巨變的原因
對此，有學者認為，湘軍「氣質」的轉變，與招募官兵的「個人屬性」，存在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在組建湘軍之初，曾國藩一再強調，「油頭滑面者，市井氣者，衙門氣者」概不錄用。因此，早期的湘軍士兵，一直以湖南本地的山農為主。對此，他如是解釋道：「山僻之民多獷悍，水鄉之民多浮滑，城市多游惰之習，鄉村多樸拙之夫，故善用兵者嘗好用山鄉之卒，而不好用城市近水之人」。
由此可見，「較為淳樸的山農士兵+儒生將領」的組織構架，不僅給予了湘軍「儒學教化」的基礎，也讓「以理學治軍」有了更大的可能。
不過，自咸豐四年（1854）閏七月進入湖北開始，湘軍無日不戰，損耗嚴重，隨時需要補充兵源。由於缺乏充足的訓練時間，湘軍不得不「捨棄山農」，轉而招募具備較強即戰力的「老勇（即老兵）」。
伴隨著戰爭的日趨激烈，湘軍的募兵方式更為簡化，招募對象也更為拓寬，甚至連主動投降的太平軍也被「編入其中」。等到了咸豐七年之後，湘軍官兵的「基本盤」，已經從「山農」逐步演變成了「老勇」。
四
1）不同時期湘軍將領的出身變化
以羅澤南部為例。咸豐五年（1855）九月，該部剛進入湖北時，所部七名高級將官，都是讀書人出身，其中有五人為其學生或學友。實際上，羅澤南本人就是湖南本地知名的大儒。由此可見，這支軍隊就是「用諸生討訓山農」的最好範例。
但到了咸豐九年（1859），這支部隊的「屬性」，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質變。原因很簡單，即「儒將」和「山農兵』的嚴重減員。
咸豐六年，主將羅澤南陣亡，部將李續賓，成為了這支軍隊的最高統帥。伴隨著戰事的深入和大規模的減員，「山農士兵+儒生軍官」的結構已經很難維繫下去了。換言之，一大批行伍出身的「老勇」被提拔為湘軍將官，已經是大勢所趨。
2）「老勇」的兩面性
以遊民和兵痞為主的「老勇」具有兩面性。首先，他們實戰經驗豐富，戰鬥力相對更強；其次，他們更難駕馭，蔑視軍紀，破壞力巨大。一言概之，湘軍軍紀的敗壞，就是拜這些人所賜。
根據史料記載，咸豐六年底（1856），李續賓率主力經過武昌縣時，「秋毫無范，民甚德之」。次年初， 李部招收的老勇經過武昌縣時，「頃又有軍功張錦魁招集游勇數百，自葛店一帶騷擾而來，上游往來游勇百十成群，冒張旗號，不服盤詰，偷搶之案，所在有多」。同一支軍隊的反差之巨大，可見一斑。
當「老勇」成為湘軍的「基本盤」時，「以理學治軍」的理念，自然就成為了鏡花水月。換言之，這一時期的湘軍，除了戰鬥力稍強之外，在其他方面已然與八旗軍和綠營軍沒有了什麼分別。因此在缺餉少食時，將領們「只能以利驅之」，致使屠城等暴行一再發生。
五
大量使用老勇，縱容其劫掠乃至屠城，固然可以在短期內激發一定的戰鬥力。但是，這種殘暴的行為所滋生的負面效應，同樣是非常明顯的——搶掠與放縱，使軍紀蕩然，嚴重的削弱了湘軍的戰鬥意志。實際上，李續賓部在九江屠城後不久，即在三河被太平軍全殲。
另外，分贓不均也加深了湘軍將領內部的矛盾。如曾國荃為利益爭奪，先後與彭玉麟等湘軍將領產生了矛盾。以彭玉麟為例，他甚至要求曾國藩要「大義滅親」，誅殺曾國荃。一言概之，曾國藩組建「仁義之師」的「理想」，徹底淪為了空談。
因此，湘軍在占領天京後，曾國藩立刻「奏撤湘軍」的舉措，除了有打消清廷猜忌的考量之外，也和湘軍內部滋生的種種混亂狀況，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更何況，此時的湘軍，變得越來越難駕馭，已經成為了清廷眼中的「重大隱患」。由此可見，曾國藩的選擇，是極為理性且明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