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高宗:雖一心對金和議,難奈天不遂人願,在落寞中禪位
公子霜塵 · 歷史 ·

南宋高宗:雖一心對金和議,難奈天不遂人願,在落寞中禪位

一般認為,高宗則進取心不足,為求得對金和議換得偏安一隅。客觀地講,南宋立國不易,一場靖康之變讓宋室丟失了三樣東西:一是生存空間,疆域僅為北宋的3/5,其次是險要盡數落入金人之手,三是軍事上的自信心,故對金和議一直是高宗執政時期堅持的國策。

時的南宋政權可謂是風雨飄搖,外有金兵南下的軍事壓力,內有內部的動盪而發生

時代困局

公元1127年,趙構臨危受命繼承大統,是為宋高宗,標誌著南宋的建立,而此時的南宋政權可謂是風雨飄搖,外有金兵南下的軍事壓力,內有內部的動盪而發生的「苗劉兵變」。

但隨著戰事的深入,宋軍一改此前的頹勢,開始占據上風,內部的不利因素也在慢慢消逝,趁此良機高宗希望與金和談,以確保過上偏安一隅的「好日子」。於是高宗1138年啟用秦檜,期望其實現與金講和。國讎家恨的交織,又豈是那麼容易實現「和議」的?為此一則高宗充分放權,同時也默認了秦檜對主戰派的打壓。

1142年,在秦檜的「努力」下,南宋最終和金達成和議,和議由此也成為南宋對金關係的基本國策。相應地,秦檜變成了國人口誅筆伐的對象,與「和議」這一賣國行徑捆綁在一起。

高宗只能說是喜憂參半,喜的是既實現了「和議」的戰略構想,又拿出秦檜作為「擋箭牌」,避免了成為眾矢之的;而憂的是充分放權導致了秦檜利用台諫官員,起初只是彈劾主戰派,後來便黨同伐異,政見只要不合,都被排擠出權力中樞,漸漸地,南宋的政局由秦檜勢力所把持,開啟秦檜長達10餘年的「獨相」時代。

直至1155年秦檜的去世,標誌著其專制時代的結束,但也將難題留給了高宗:如何延續「和議」國策的情況下,清除秦檜死後餘黨對政局的影響,繼而牢牢掌控南宋政局,這便是高宗實施此後「紹興更化」的目的。

公元1127年,趙構臨危受命繼承大統,是為宋高宗,標誌著南宋的建立,而此

紹興更化

正如上述提及的和議與秦檜緊緊聯繫,故高宗首先需要將秦檜本人與和議的路線相分離,那麼首先得正名。公元1156年三月,距離秦檜去世不到半年,高宗發布詔書:

……是以斷自朕志,決講和之策。故相秦檜,但能贊朕而已,豈以其存亡而有渝定議耶!近者無知之輩,遂以為盡出於檜……

明明白白昭告天下,儘管秦檜權傾朝野,但「存在感」不強的高宗才是和議路線的「總設計師」,並且強調:

1、 和議路線不會變動,從而打消金人一度的疑慮;

2、 強調和議與北宋時期的「澶淵之盟」有異曲同工之處,自己完全是在效法「祖宗」,同時還不忘標榜此舉是「兼愛南北」。

正名的目的是表明「和議」的正當性,讓彈劾秦檜的大臣無法質疑。緊接著是實施紹興更化」:

  • 任命核心班子 人選的原則是要貫徹和議的路線,高宗優待秦檜及其遺孀,卻果斷拒絕秦熺「染指」相位,而是選擇了万俟卨、魏良臣、沈該、湯思退作為宰輔。其中万俟卨、魏良臣是堅定的主和派,万俟卨還是構陷岳飛的主角之一;沈該、湯思退則被高宗視為非秦黨。
  • 恢復原有制度 因戰時需要,北宋曾有過宰相兼樞密使,這樣既熟悉兵務又能便於協調政務、軍事,而宋金和議後,本應恢復兩府分立,秦檜卻將此權宜之計作為制度延續下來,目的是掌控大權。秦檜去世後,高宗從制度上不允許宰相不得兼任樞密使。
  • 罷黜「秦系」台諫官 秦檜專制時期,台諫官同時又擔任經筵官,台諫官是秦檜黨同伐異的工具,而經筵官能「察人主之動息」,如此一來,在秦檜既能控制台諫,又能掌握君主的一舉一動,對於高宗來說,此舉無疑是「僭越」,是很危險的。為此秦檜死後,高宗任命了陳誠之、湯鵬舉分別擔任經筵官、台諫官,以恢復耳目的功能。
議一直是高宗執政時期堅持的國策。時代困局

金國內亂

得益於和議,宋金持續了一段和平時期,直至1149年,金國後院起火。海陵王完顏亮、執政的金熙宗均有意推進女真民族的「漢化」,後者希望在保證女真貴族利益的基礎上推進,前者則更徹底,海陵王認為女真貴族對於中央、君主的集中是很大的威脅。

矛盾不可調和,加之金熙宗晚年昏庸,海陵王便趁機發動政變,殺了金熙宗,自立為帝後,開始大規模誅殺宗室,接著在制度層面開始變革,以全面掌握大權:如罷行台尚書省,從而結束了地方分權自治的歷史,再如將執掌軍事決策權與統兵權相分離,作為最高軍事機構長官的樞密使不直接統兵,只在有戰事時,皇帝直接任命統帥人選。

「安內」最終是服務於「攘外」,何為「攘外」?海陵王早在金熙宗執政期間,便將「帥師伐國」作為三大目標之一,故其對於南侵一直是心心念念,篡位後的一系列措施穩定政局,只是第一步。更為重要的是遷都燕京(北京),完顏亮主要有以下考慮:

1、 金上京(黑龍江阿城白城)地處偏僻,不利於中央與地方在經濟、政治上保持緊密聯繫,當時駐守中原的軍事貴族因「山高皇帝遠」,勢力漸大,對中央構成很大威脅;

2、 遷都既可以遠離大規模的清洗導致的冤魂籠罩,也可以擺脫女真的舊勢力;

3、 為南下攻宋做準備。 燕京較之上京,無論從兵出中原以及糧草運輸等方面都便利許多。

如此一來,完顏亮有了底氣,1158年接見南宋使者孫道夫率先發難,指責南宋膽敢不歸還叛逃南宋境內的人以及偷偷購買軍馬,反了嗎你?不滿之情溢於言表。

為北宋的3/5,其次是險要盡數落入金人之手,三是軍事上的自信心,故對金和

被迫調整

和議以後,宋金之間交流日趨頻繁,也傳回了越來越多金有意攻宋的消息,事態突然變得日趨嚴峻,不得不按下「紹興更化」的暫停鍵。

高宗被迫推翻了原先的設想,利用新台諫官彈劾自己任命的主和派並予以大部分罷免,任命了葉義問、朱倬、陳康伯等人為新的核心班子,採納了葉義問的建議,從船隻的添置、戍卒的招募、軍事的演練以及軍馬的放牧等六方面早做準備,暗中加強軍事防備。

所謂「大部分罷免」,舊核心班子重要成員湯思退得以保留,而備戰也只是暗中,表明在宋金沒有徹底撕破臉的情況,高宗還抱有幻想,為和議留有餘地,直至1161年御前會議的召開,標誌著宋金和議的終結。

隨著金的「尺度」越來越大,1161年,海陵王甚至再度遷都開封,準備南下攻宋。有鑑於此,在御前會議後,高宗沿長江重新部署了防備金人南侵的防禦體系:

  • 上游任命吳璘為四川宣撫使,令其與四川安撫置制使王剛共同負責川陝防線;
  • 中游成閔所部三萬人駐防武昌,夔州路安撫使李師顏策應荊南;
  • 下游成為了布防的重點,浙西諸郡及衢州軍隊於平江府集結、江東諸郡軍隊於池州集結、福建諸郡軍隊於太平州集結、江西諸郡軍隊於江州集結、湖南北沿邊諸郡軍隊於荊南集結,另任命汪澈負責湖北、京西的軍事調度,劉錡負責江淮地區的軍事調度。
講,南宋立國不易,一場靖康之變讓宋室丟失了三樣東西:一是生存空間,疆域僅

冊立太子

對於南下侵宋,金內部意見不一,時任宰相認為上天不久會讓南宋滅亡的,一針見血地指出「趙構無子」的巨大隱患,高宗無子勢必會因立嗣問題造成內耗,那時南宋政局不穩,即便不出兵,金也能「手拿把攥」令南宋臣服。

高宗不會不知道這個利害關係,其早在1132年就從宗室子弟中選擇了趙昚、趙璩接入皇宮,當做接班人培養,之所以一直懸而未決,是高宗認為自己還年輕,尚有「造人」的可能(唯一兒子於1129年去世後),20餘年一晃而過,時間證明了高宗是「不能也,非不為也」。

高宗親身經歷了「靖康之變」餘波,因新近繼位,根基不穩,差點因「苗劉兵變」被趕下台,加之「靖康之變」的影響,高宗對軍隊能否一戰,心存疑慮,進一步來說,如發生一次「靖康之變」,自己被俘,若立下皇儲,起碼宋室還有東山再起的可能,否則宋室勢必因立嗣問題造成內耗,搞不好將「嗚呼哀哉」,實在沒辦法向列祖列祖交待。於是1130年,趙昚被立為皇子。

可見高宗選擇立嗣並不像有些學者說的是為了便於宋金開戰後,再次逃亡,而是從南宋政權的穩定出發,否則高宗不用花費心思調整核心班子以及重新沿長江進行軍事布防。

然而高宗始料未及的是,金內部再次發生政變。海陵王雖被譽為金國歷史上最具改革精神的君主,但其一則得位不正,其次是為了侵宋橫徵暴斂,不得人心,國內的根基並不穩固,其1161年九月領兵南下,十月完顏雍變發動政變,自立為帝,是為金世宗;海陵王則因戰事不利,被部下刺死。

一般認為,高宗則進取心不足,為求得對金和議換得偏安一隅。客觀地

剛剛繼位的金世宗有意與南宋恢復和議,恰好符合高宗的心意,但金人的再次南侵,點燃了南宋軍民抗金的熱情,而高宗重新布局,主戰派上台,亦無法滿足高宗的再次求和,若強行調整,一則時間不允許,其次可能造成政局的動盪,心力交瘁之下,高宗禪位於趙昚,是為宋孝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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